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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行动彰示了什么?

2020-06-20 16:02所属:糖果派对


  

  中国网: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记录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伟大历程,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抗疫的经验做法,阐明全球抗疫的中国、中国主张。中国网《中国访谈》特邀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

  中国网:薛院长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访谈》的专访。记录了中国抗疫的艰辛历程,我们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以及做出的伟大。看完之后,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薛澜: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中国整个抗疫过程的经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程的话,第一个感觉是庆幸,庆幸中国有非常坚强的党和国家,能够非常坚强的领导、果断的决策,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抗疫。因为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很多决策可能晚几天,情况是另外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庆幸。

  第二点,是特别敬佩。回过头来再看,看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在一线的那些医护人员,以及一线的那些在社区、在流行病调查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高风险的岗位,但是他们在这样情况下,坚守岗位,为大家付出,特别值得敬佩。

  中国网:正像您刚才所说的,也是指出了,抗击新冠疫情, 14亿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共克时艰,每个人都投入到这场当中去了。中国始终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举全国之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和力量去支援湖北,支援武汉。您怎么看待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的举国之力,我们是如何做到的?这种新型的举国体制有怎样的中国优势和特色?

  薛澜:中国的特点,首先是中国有非常坚强的、统一指挥的领导体系,党的领导和整个全国的动员体制。大家还记得大年初一,中央局(常委会)开会,成立中央局(常委会)领导下的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国务院层面,有联防联控机制,我们有非常坚强有力的指挥体系。跟这个指挥体系相对应的,是全国的老百姓对的高度信任,这种高度信任常重要的。因为疫情的防控需要老百姓,全国14亿人的配合,所以如果没有这种高度信任,我们的防控措施可能就难以落实。老百姓的信任,加上我们强大的动员体制,中国严密的组织工作体系,在基层形成了闭环,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果断的决策,能够在基层去落实、能够去实现,这一点常了不起的。

  因为在疫情突发阶段,尤其在武汉,当进入到紧急阶段的时候,不管对医务人员(的需求),对各种物资的需求,都达到峰值。这一点确实在所有的国家,应对各种重大灾害或者疫情的时候,都面临着巨大挑战。武汉在起初阶段,这个挑战也是巨大的。我觉得好在中国有举国体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能够动员全国的最好的医疗救护的力量驰援武汉。一共是动员四万多人,这是在其他很多地方很难想象,而且在那么短时间之内。中国体制的优势,的确是为赢得抗击疫情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网:可以使我们战略非常高效、高质量地落实执行下去。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中国上下紧急行动,来支援湖北,支援武汉。您怎么来评价我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

  薛澜: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风险的管理,对风险的识别、研判、预警。第二阶段应急及应对,在应对这个阶段,应该说我们是做得非常了不起的,一旦最后确定它是人传人,整个体系动员起来。我们是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救护,这些病人怎么样去收治、抢救,尤其是很多重症病人怎么样去进行救治,这条线就是刚才讲的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四万多医护人员集中在武汉。这条线展现出公共卫生应急的动员能力。另外一方面是疫情的防控,疫情的防控应该说从目前看,其实是除了湖北和武汉之外,在全国其他地方疫情的都是相当有效地阻断了,这一点常了不起的。大家知道正好它发生在过年,过年恰巧是中国人民探亲访友,活动最多的时间段。所以果断的决策,又能非常高效地执行,这里面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这点看也常了不起。

  中国网:对这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次疫情中,我们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也好,体系的架构也好,您认为未来还有哪些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呢?

  薛澜:这实际上分成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大的方面是公共卫生体系,第二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应急体系首先一点是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些可以去进一步改进,比如风险的识别,公共卫生风险识别就是我怎么能够更早地去发现传染病的迹象。这里面对已知的传染病比较好办,因为已知的传染病症状各方面都比较了解,捕捉信号,马上尽快识别,这比较容易。最怕的是新发的,就像这次新冠肺炎,新发的传染病它的症状、它的一些特征,你原来不熟悉,当它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对它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风险识别的体系,好比我们的哨所医院它能够更早更地、及时地把这些信息报送。

  另外还要通过很多渠道,搜集各种信息。首先信息的搜集要更加广泛。第二点是专业研判,专业研判需要相关的专业部门,而且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合理的专家机制,能够尽快地在信息分析的基础之上,做出一些分析判断,发出预警。在这些环节方面,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地改进。这个是风险管理阶段。

  在应急管理阶段,这次从全国角度来讲,总体来讲非常好。但是另外,像应急物资的储备,针对不同类型的传染病,我们的储备大概多长时间比较合理,一旦碰到紧急情况怎么样动员生产,市场的机制等等,这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地优化,这方面现在看来还是有短板。

  第三,在地方的,在基层的,我们的公共卫生包括基层的疾控部门等等,它的能力方面怎么样进一步加强,真正比较有效地、科学地落实我们的防控措施,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可以进一步考虑。

  中国网:抗击新冠疫情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重大的突发性危机,更是一次严峻的大考。我们目前已经取得了新冠疫情阻击战阶段性的战略了,回过头来看,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的。对于未来如何构建更加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有哪些呢?

  薛澜:6月2号,习总在专家座谈会上非常全面地从八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构建更加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这些方面有几点是特别地重要。

  第一点要把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放在的高度上来去考虑,提高认识。在我们各级党政部门做决策的时候,要把公共卫生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去考虑。第二个跟这个相关的就是我们要有稳定的财政投入,这次我们后来研究发现,咱们国家公共卫生的投入有一个规律,怎么讲,叫“财神跟着瘟神走”,事件来了以后,过后,大家觉得公共卫生很重要,财政投入就会有一个增加。增加以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慢慢逐渐回落。所以我们国家这些年在整个医药卫生领域的国家财政的投入是增加的,但其中公共卫生占P的比重是在下降的,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增长。我们要投入,国家公共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投入,要保持稳定,要足够的投入。这点常重要的。

  第三,公共卫生领域专业机构和人才队伍的建设,我们目前这方面也是存在一些问题。像中国CDC(中国疾控中心),国家疾控中心最近这些年人员流失比较严重,很多基层疾控部门的定位,包括它的投入、人员等等,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很专业的人才,需要高水平的人才,从国家包括地方,对它的投入,对人员的待遇、职业发展前景各方面,要有非常系统的考虑。如果投入跟他的付出和专业水平不能够相适应,那这些人才就会流失。这点总的讲话也讲得非常清楚,在这方面可能也需要进一步地改进。

  最后,涉及到全民、全社会对公共卫生一些基本知识的认识,还有文化方面的建设。我们有很好的传统,建国之后有爱国卫生运动,在新时代下,要对爱国卫生运动赋予新的内涵,包括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包括对卫生风险的认识,怎么样科学有效的应对这些风险,在这些方面有很多大量的工作可以进一步去做。

  中国网:经过这次疫情,让我们意识到公共卫生不仅仅是关乎于人民的生命的健康,也更关乎于国家的安全。

  中国网:抗击新冠疫情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国际社会理应团结合作、共同抗疫,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在抗击疫情上“化”、“污名化”中国,在新冠源头上进行“有罪推定”,了所谓“中国责任论”、“中国隐瞒论”等等一些腔调。对此现象,您是怎么看的呢?

  薛澜:这里面的情况,我觉得是比较复杂的。可以分成几类情况,一类就是有些个别国家的就是要对中国进行“污名化”,但是“污名化”背后是有它的原因,甩锅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回避他自己应对不力的责任。因为他面临,需要转移视线。在这种情况下,尤其他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做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行,中国应该一次性地把情况说清楚,就要把背后的原因说透,他化的目标就是为了当地的选举,来获得利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之后,没有必要再去进行更多的回击了。因为有的时候他恰恰是希望你在回击他的过程中,去引起更多的关注,这样的话实现他的目标。我的感觉反倒是对于这样非常过分的、没有底线的,我觉得不予理睬。

  但是另外一类情况,还有一些国家,不管是它的家或者它的社会确实对中国是有的,它可能对中国实际的应对过程,包括很多情况是不了解,或者有时它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的。对这些情况,确实我们需要用更多更灵活的方式,来去介绍,去说明中国是怎么应对的,另外也表明中国愿意跟国际社会合作的态度。,我觉得常好的形式。

  第三点,要非常坚定表明中国的态度,就是中国跟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也非常希望了解到底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总那天在专家座谈会上也讲得非常清楚,中国也一样,我们也希望了解清楚,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更好地防控它。不管它是来自于中国、美国或者任何国家,这是自然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去回避。但是到底是哪儿的,这是科学的事情,留给科学家们去分析判断,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理所应当地要加入到国际科技共同体,来去共同地找到源头,能有效地控制。所以这点的话,我们中国态度也常明确的。

  中国网:其实病毒溯源是个科学的问题,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太过于化。中国始终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我们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体现了大国的责任,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我们呼吁联合抗疫,共克时艰。您是如何理解和认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又在构建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怎样的责任和作用?

  薛澜:这一点,大家现在都非常清楚。我们现在在高度国际化的社会,病毒是不分国界的,我们讲全世界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安全,全世界都不安全。只有病毒和人类社会,没有再去区分哪个国家。从这点来讲,我们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在构建命运共同体方面,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也确实取得巨大的进步,中国也有责任在构建卫生共同体方面做出更多的工作。

  这次抗击疫情之后,大家也看到,第一,中国非常重要的是分享中国经验,我们是最先应对的,所以走了一些弯,包括有一些教训,我们可以及时地分享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就没有必要再去犯同样的错误,走同样的弯,这样他们更有效地救治病人,去防控疫情。所以中国的经验分享是很重要的。

  第二,我们力所能及提供各种援助,这里包括中国提供抗疫的各种物资。中国作为全世界的生产大国,我们在这方面给全世界很多国家提供了支援,也包括我们派出专家队伍到家进行指导,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作为人类社会控制疫情的发展。

  第三,在恢复经济生产方面,因为中国是国际供应链里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中国尽早的有序复工复产,对全世界经济社会的稳定,也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所以在这些方面,中国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全球的卫生治理体系还在建设过程中,有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但另外一方面可能有很多的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在这些方面,中国的,中国的参与,对世界卫生组织坚定的支持,中国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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